缅甸内观冥想的历史漂流：从“人民鸦片”到东方灵修
2024年夏天，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Dhamma Vipassana的冥想课程，进行了十天无阅读、无电子设备、无交谈、日均十小时冥想的封闭式隐退（retreat）。Dhamma Vipassana冥想中心承袭缅甸内观禅修传统，由印度裔缅甸商人葛印卡（S. N. Goenka）于1976年创建，以缅甸禅修导师吴巴庆（U Ba Khin）的冥想技法为课程内容，进行非宗教化、去教义化、非营利性的冥想教学。目前，其已在超过10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中心，仅在欧美地区就有近200个常设营地，是全球最大的冥想系统之一。在课程完结后，我翻阅资料，逐渐意识到缅甸内观冥想在欧美的广泛流行，并非单纯的跨文化修行，更是二十世纪历史洪流留下的遗产。它既是西方反文化运动中对现代性的批判回应，也是东南亚反殖民斗争、宗教复兴、战争记忆与移民重构所共同塑造的精神回响。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axegupay5k/a57109a44c554db7b850eea1bcac2b2b~tplv-tt-large.image?_iz=30575&lk3s=06827d14&x-expires=1748357770&x-signature=7eEpBnHlvau6HTlbbkJF2e0QW10%3DVipassana中心一角
一、缅甸与二十世纪历史：国际霸权、佛国复兴与“人民鸦片”
内观冥想技法源自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这一被广泛认为是佛教最古老的教派，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佛陀时期，强调通过持续观察自身经验，洞悉“无常（anicca）、苦（dukkha）、非我（anatta）”三法印。随着中世纪晚期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式微（在伊斯兰势力扩张、教派融合与寺院系统崩解的多重影响下），内观的实践传统逐渐失传。而在缅甸，由于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完整传承，该修行方式得以保存并逐步制度化。当然，如大卫·马克马汉（David McMahan）在《重思冥想：古代和现代世界中的佛教冥想实践》一书所论证的，冥想从来不是从佛陀直接传下的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历经历史文化塑造的实践形式。20世纪中叶以来，缅甸的禅修导师将这一实践世俗化、现代化，并推广至全球，使内观冥想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冥想体系之一。然而再往前追溯，回到19世纪末西方殖民统治加剧之际，缅甸的佛教僧侣对传统禅修实践的重新强调，却是对殖民统治带来的佛教信仰体系边缘化的回应。
当时，缅甸的命运夹在新旧两个帝国的扩张博弈之间。一边是日渐势强的大英帝国，另一边是在东南亚影响力逐步式微的清王朝。1885年，即光绪十一年，在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军全面占领缅甸，结束了贡榜王朝的统治。清政府抗议无效，彼时李鸿章刚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南半岛的传统宗主网络已然名存实亡。隔年，中英双方于北京签署《中英缅甸条款》，勘定中缅边界，默认缅甸并入英属印度。作为交换，英国同意缅甸“循例”每十年向清廷朝贡一次，并暂缓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军随后占领当时的首都曼德勒（Mandalay，又称瓦城）后，将贡榜王朝末任国王锡袍王（Thibaw Min）塞入一辆牛车，押解流放至印度南部。
在传统佛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缅甸君王不仅是世俗的统治领袖，更是被视为护持佛法的“转轮圣王”（Cakkavatti）。王权的神圣性来源于其对僧团（Sangha）的支持，包括出资修建佛塔、供养戒律僧侣、资助经文抄写与巴利注释整理，以维持僧团的清净与不涉世俗的独立性。锡袍王延续此传统，支持巴利经典的研究与编纂工作，试图稳固上座部佛教的权威地位。然而，这一护法传统随着王权崩解迅速终止。锡袍王在位仅七年便被流放，皇家宫殿被改作英国军官俱乐部，维多利亚女王成为缅甸“象征上的”新君主。更深远的影响来自殖民制度本身。1857年印度兵变（Sepoy Rebellion）后，英王室颁布“宗教中立”政策，明确禁止殖民地官员为任何宗教提供财政资助。该政策适用于整个英属印度体系，也包括后来的缅甸。这种“中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切断了僧团赖以生存的供养网络，使得缅甸佛教在经济与社会结构上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政治瓦解与文化压制的双重背景下，缅甸佛教并未像印度那样出现现代教义改革运动，反而在殖民时期被重新激活并赋予了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佛教成为被殖民社会自我认同与精神安置的重要依托，并在二战后进一步演化为反殖民运动的精神支柱。面对殖民者对僧团供养的切断，佛教界转而强调复兴内观禅修实践，以维系信仰结构在动荡时代中的稳定。此时，民间信众的参与成为佛教维生的重要支柱，信徒团体如佛教协会（Buddhist lay societies）获得发展，尤其在曼德勒和仰光城市中产阶级之间。城市中产与乡村社群自发组织协会，资助寺院、布施僧团、保护教义文本。一些富有口才与思想影响力的高僧崛起，成为大型讲经活动的“明星人物”，如雷迪尊者（Ledi Sayadaw）和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这批高僧将巴利语佛典翻译为通俗缅文，并向非僧侣系统化教授内观冥想技法。与此同时，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得佛教修行手册与教义文献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巴利文和缅甸文并用的语境中，进一步强化了“全民参与佛法”的现代佛教图景。在这一社会机制的重塑中，内观冥想作为一种“可在家进行”的禅修方式，被重新激活与普及，并逐步奠定其在现代缅甸佛教复兴中的核心地位。
或许，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著名的论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Opium des Volkes）——来重新审视缅甸佛教在殖民时期复兴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句屡被误解为“宗教麻痹人民”的标语，在原文中承载着一种更为复杂、甚至富于同情的洞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抗议。它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与其说宗教“麻醉”了人民，不如说它在痛苦无法根除的历史时刻，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感知苦难、忍受苦难、超越苦难的框架。在这一意义上，缅甸内观冥想所强调的“无常、苦、非我”，其精神作用不正是对现实伤痕的承受与回响？在帝国暴力摧毁王权、僧团失去供养、民族认同崩裂的背景下，佛教修行既是对帝国暴力的精神回应，也是被殖民社会试图自我重建意义秩序的象征机制——既是安顿，也是抵抗。
如果说内观冥想所提供的“鸦片”是一种精神性的超越路径，那么现实中的缅甸却陷入了另一种更为具象的“鸦片”之中——毒品经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为补充财政、维系统治，英政府不仅在印度推动鸦片外销中国，也在缅甸默许掸族与克钦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罂粟，并征收鸦片税以支持殖民财政。鸦片的种植与流通迅速成为地方武装积累资源的手段，进一步加剧了缅甸内部的族群与地区矛盾。殖民者撤离后，这一产业链并未中断。掸邦、克钦邦等地依旧维持着庞大的罂粟种植区，并逐步演变为“金三角”毒品贸易网络的重要支柱。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2023年报告，缅甸已重新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种植国——这一现实本身，就是帝国秩序解体后，被遗弃区域所延续的“战争经济”。
如果说殖民时期的鸦片经济源自财政考量与统治技术，那么冷战时期的鸦片，则成为大国博弈下的战略工具。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全球对抗，缅甸曾试图挣脱其结构性命运。1948年，缅甸正式从英国独立，成立联邦共和国。1955年，作为亚非国家中的关键一员，缅甸与印度、印尼、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共同发起了万隆会议，开启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事务的联合发声。会议上，缅甸总理吴努主张“中立外交”，与会的我国周恩来总理则提出“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体现了亚非国家去殖民、不结盟、不选边站队的共同愿望。然而，愿景理想，现实残酷，美苏冷战的战火最终烧入整个东南亚，将印度支那半岛拖入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泥淖。1960年，越南战争爆发；1962年，缅甸军人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开始长达26年的军事独裁……从反殖民的民族国家梦想，到落入地缘政治与极权机器的深渊，东南亚的命运在这期间被彻底改写。
越南战争不仅改写了东南亚的政治地图，也深刻改变了全球毒品流动的结构。在冷战逻辑驱动下，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CIA）在东南亚展开一系列“秘密战争”，其中包括扶持老挝、缅甸、泰国境内的反共武装势力。这些武装多数来自少数民族社群，其主要经济来源便是鸦片种植。CIA旗下的“空中美洲公司”（Air America）名义上负责物资运输，实际上却被广泛用于鸦片原料的转运，为毒品经济的跨国扩展提供了“官方掩护”。战争规模扩大，美军士兵在战场上的身体创伤与心理崩溃激增，海洛因迅速成为他们“麻痹痛苦”的依赖品。毒品流入美国本土，据美国联邦数据显示，到1975年，海洛因使用者已达60万，集中于大城市经济底层，尤其是黑人社区。美国境内毒品泛滥背后，是一条由金三角直通美国内陆的幽暗供应链。在这条链条的另一端，今天已为人熟知的缅甸掸邦军阀昆沙（Khun Sa）顺势崛起。他掌控大片罂粟种植区，组建武装自卫力量，一度控制全球近一半鸦片供给。毒品经济不仅维系着地方武装的运作，也成为国家机器默许下的“反共经济学”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地缘政治交易中，缅甸被迫陷入了一个用毒品维持安全秩序、用战争维系市场的恶性循环。
金三角的鸦片生产并未随着殖民者的撤退或冷战的终结而终止，反而在战乱与贫困中被进一步制度化。到1990年代初，源自缅北的高纯度海洛因大量涌入国际市场，美国街头每克价格从百美元迅速跌至五十美元以内，使得这一毒品迅速蔓延至城市下层、尤其是贫困非裔社群，成为所谓的“穷人的毒品”。它的镇痛效果强大、价格低廉，既是战场士兵的“自我止血包”，也是底层民众应对日常创伤的“心理麻醉剂”。然而，远离镜头的东南亚本地社会，同样存在一个被忽视的“毒品受害阶级”。在缅甸北部，长期卷入毒品种植与贩运的掸族、克钦族青年，往往不仅是运输者，也是使用者。种植、交易、吸食构成他们残缺社会中的日常劳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UNDCP）1994年报告指出，仅缅甸境内的登记海洛因使用者就超过五万，六成集中于掸邦与克钦邦。毒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上造就暴利，在本地结构中也成为“非法生存经济”的核心节点。与“黑人贫困与毒品”的美国故事类似，东南亚的战后社会也存在一整个无声的、低可见度的毒品受害群体——他们是青年、劳工、性工作者，是失业与失学人口，是国家与资本都不再看见的人。只是，他们更少被世界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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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短二十世纪”中，缅甸始终被历史的逆流裹挟。从殖民统治下的佛国崩塌，到二战后的反法西斯运动；从民族国家的独立试验，到军政府的长期专制；从1988年的民主抗争，到2007年僧侣街头的和平示威，再到2021年再度发生的军事政变，这个国家的政治未来屡屡在希望与暴力之间被撕裂。而外部势力与本国军政府之间的长期勾连，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内爆性的循环。在今年的缅甸特大地震后，大部分国际援助流入曼德勒和内比都，军方阻止援助进入抵抗力量控制地区，比如掸邦。然而，在许多人的认知中，缅甸已被简化为“金三角”“电诈园区”的代称，一个既遥远又危险的边境他者。鲜有人意识到，这片土地之所以混乱至此，并非仅因“他国无能”，而是因为它早在二十世纪就被深深卷入帝国主义、冷战博弈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毒品经济的旋涡之中。今日缅甸的乱局，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笔国际霸权共同制造却始终无法清算的旧账。
二、历史的另一岸：反文化运动、“迷幻药”与东方灵修
遵照所谓“东西方”这一划分，世界的另一端也以不同方式回应着同一世纪浪潮。如果说鸦片曾经是缅甸最具争议的输出商品，那么内观冥想则成为另一种意义深远的精神出口。进入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对两者的需求，从社会心理动因的层面上看，有很大的相似性。越南战争的非正义性点燃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并最终汇聚为1960年代全面爆发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
这场运动不仅反对激进的冷战政策和逐步上扬的保守势力，也挑战种族歧视、性别秩序、阶级制度，并推动精神药物合法化的公共讨论。以麦角酸二乙酰胺为代表的迷幻药迅速从医学实验流入大众文化。不同于海洛因的麻痹镇静效果，迷幻药被视为激活感官、放大情绪、诱发超越物质世界意识体验的灵药，受到艺术家与嬉皮士的欢迎。哈佛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成为这一精神解放风潮的象征性人物，他呼吁青年实践“开悟、调频、退出”（Turn on, tune in, drop out），使用药物探索自我意识边界。1967年，披头士乐队发布新歌《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首字母缩写“LSD”引发公众热议。尽管约翰·列侬曾否认该说法，但保罗·麦卡特尼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承认“迷幻药确实影响了乐队当时的一些作品。”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艺术家、作家、学者和青年群体参与了这场“意识革命”。从美国西海岸的嬉皮士公社，到大学的迷幻实验室，再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万人狂欢，一幅交织着感官实践与文化反叛的意识景观逐渐浮现。在反文化运动的图景中，迷幻药不仅是药理体验，也成为青年一代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秩序与战争机器所带来的压抑现实，想象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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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美国政府正式将LSD列为非法药品，这一禁令促使众多曾经的“药物觉醒者”转向新的灵性实践路径。此后，反文化运动中的部分群体逐渐走向较为温和内敛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形成一个融合个人成长、神秘主义与全球宗教元素的松散灵性网络。这一运动继承了反文化运动对体制与物质主义的质疑，但采取更内向、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强调身心灵的整合、意识的扩展、自我成长与灵性修复，借由冥想、水晶、塔罗、能量疗愈等方法打造一种“可消费的灵性体验”。这种灵性形式高度折衷，往往打破宗教传统内部的教义边界，从佛教、印度教、道教到美洲原住民智慧，皆可在其语汇中共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东方的灵修传统被重新换入西方想象，并被视为开启内在超越路径的理想媒介。如与前文所提到的蒂莫西·利里一同参与迷幻药研究的心理学家理查德·艾佩尔（Richard Alpert），放弃药物后前往印度跟随瑜伽导师 Neem Karoli Baba 修行，改名拉姆·达斯（Ram Dass），并以其灵修回忆录《活在当下》（Be Here Now）成为畅销书作家。缅甸内观禅修，也在此时被“新灵性运动者”（New Agers）重新“发现”。一批嬉皮士、学者与背包客沿着“嬉皮士之路”（Hippie Trail）穿越印度、尼泊尔和缅甸，在仰光、曼德勒的禅修中心学习内观冥想技法。其中几位后来成为重要的传播者，将缅甸佛教中的内观冥想体系引介到欧美世界。例如，曾在缅甸跟随马哈希尊者学法的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后在美国创办“洞察冥想协会”（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将“非药物”的觉醒实践带入主流美国社会。
东方灵性实践（尤其是佛教禅修、瑜伽、冥想）在西方的流行，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典型的东方主义凝望传统，作为一种被投射的想象，承担西方现代主体对于“完整自我”和“精神秩序”的欲望负载，用以修复其在现代性进程中裂解的精神结构。 东方被简化为“静谧”“内在”“智慧”的他者，与西方理性、进步、科技和工业秩序构成理想化的对照镜像。萨义德明确指出，东方主义并非关于东方的真实知识，而是西方主体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文化构型。这种投射与欲望的路径，早在19世纪对印度吠檀多、禅宗的想象中就已显现，在反文化运动中这一欲望投射被重新激活。这一流行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历史时刻产生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回应了1960年代西方社会内部对冷战体制、工业理性、种族与性别压迫的深刻反思与精神危机。原本作为社会反抗与政治拒绝的反文化运动，在失去革命方向后，将超越欲望转向“内在世界”的探索，而东方禅修、瑜伽、冥想等实践，并非只是“供想象”的被动对象，它也被积极地进行“召唤”，以构筑一种可能的出路——一种通向“内在世界”的精神可能性。从这一意义上看，内观禅修等东方灵修提供了一种非药物路径的“意识拓展”实践，成为嬉皮士从LSD中醒来之后，试图“自然地”迈向的下一个阶段。这并不代表冥想灵修是迷幻药替代品，修行者通过长期静坐、内省与苦行，追寻一种不同于感官刺激的自由之路，重建自我心灵（self-spirituality）、新心灵（New spirituality）以及身心灵（Mind-body-spirit）。虽然两者路径不一，但两者都与反文化运动的反叛精神与灵性渴望产生了共振，回应了同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的幻灭感与超越愿望，回应了他们对“非主流、自我探索、内在解脱”的期待。然而，这种召唤往往也是选择性的、去历史化的。在西方青年热情追逐内观禅修时，他们很少知晓这套技术在缅甸本地的民族主义语境与反殖民背景。这种简化或刻意忽略，一方面来自于教派制度本身在西方的去政治化传播，另一方面仍然源于东方主义的文化机制。东方被西方灵性消费者想象为“可疗愈之地”，是他们逃离物质主义生活的庇护所。而禅修、瑜伽甚至“能量”本身，则成为可以被抽离出来、用于自我修复的技术工具。这种对“他者灵性”的选择性召唤，最终反过来遮蔽了灵性实践的历史深度与政治维度，使它仅仅成为西方现代性主体裂解的“止痛药”。
这种对于东方灵修的再开发，顺应了西方社会二十世纪下半叶“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文化趋势。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拯救现代灵魂》一书中指出，心理学在新自由主义兴起、集体政治退潮之后，成为社会想象的主导框架，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与结构性困境被重新包装为个体的心理问题，需通过自我修复、自我认知、自我疗愈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推至社会叙事的核心，并通过大量话语、文本与情绪技术得以持续调校。心理话语并不只是描述个体状态，它构建了一种“心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在其中，情绪成为需要管理、优化与投资的资本。然而，缅甸内观禅修追求的，恰恰不是“更好的自己”（better me)，而是“无我”(anatta)。它的修行逻辑并非建立于对自我的强化与疗愈，而是在冷静观照“苦”与“无常”的过程中，修炼出定力与觉知（sati），逐渐洞察并降伏内在的贪、嗔、痴，从而解脱于轮回的反应机制（sankhāra），最终抵达“无我”的境界。但在“心理化”的话语中，禅修实践却经历了根本性的意义转译，被重构为情绪管理的技术，减压与专注的工具，甚至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心智训练”。葛印卡虽坚持强调冥想的非宗教性与伦理基础，但他在加州的课程中也玩笑般提及，自己的商人背景使他格外关注冥想的“现实效用”。他援引其师吴巴庆将冥想引入缅甸公务员系统，提升行政效率的案例，论证冥想实践的实用效益。这种冥想实践的工具化，恰与易洛思所谓“心理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谋而合。在当下，诸如“正念冥想”（mindfulness）等修行方式已被企业管理学纳入绩效提升工具，被引入谷歌等企业，被包装为诸如高价疗愈课程的情感商品（emotional commodity），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当然，正如大卫·马克马汉在《佛教现代主义的形成》中所强调的，禅修现代性的“去宗教化”“心理化”乃至“科学化”，并非简单的误读，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互动的共同产物。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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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说，反体制的体制收编这一历史的讽刺性反转，是20世纪西方政治与精神史最深刻的注脚之一。回到法国，2024年夏天离开冥想营后，我参观了将于2025年闭馆整修的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这个以法国前总理命名的现代主义地标，某种意义上也承载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遗产。这场全球反体制政治在欧洲的戏剧性高潮，由学生与工人罢工占领街头开启，一直燃烧至1969年公投，强硬派戴高乐黯然下台。而取而代之的蓬皮杜，正是这场风暴中体制所作出的策略性“让步”，以文化现代化为表征吸纳反抗话语。在艺术中心展出的Gilles Aillaud等五位法国艺术家于1969年创作的油画《乡间别墅》（La Datcha）， 讽刺地描绘了五月风暴中法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画中，阿尔杜塞、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拉康、福柯等左翼思想家，在革命的黄昏中退回学院派的沙龙小屋。曾经鼓动结构主义革命、精神解放与知识去中心化的左翼思想家，在运动退潮后，纷纷退回学院体制与学术经典的内部，成为人文高教系统的精神教父。他们的思想没有消失，但却被制度化为可以收藏、纪念、研读的对象。就如同禅修进入职场培训，迷幻药化身疗愈商品，嬉皮士的反文化精神成为灵性消费商品，20世纪追求自由的精神实验，在走入历史之后，成为可复制、可管理、可营销的方案。也许，体制化并不必然消解反抗，只是提醒我们，任何形式的解脱都无法逃避其所处历史的脚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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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us, Victorino. The Truth Behind "LSD".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2004 .
David McMahan. Rethinking Meditation: Buddhist Practice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Wor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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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关系，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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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entrepompidou.fr/fr/ressources/oeuvre/Xi32KWV
张诗敏（海德堡大学亚洲与跨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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