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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86年冬，河内街头，广播里响起讣告，那年79岁的黎笋，撒手人寰。
可街头没哭声，也没花束，只见废品站，堆着印有他头像的旧报纸，和早已褪色的宣传画。
英雄的坠落，从胜利日开始
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南越政权轰然倒塌，越南人迎来了“统一”的那一天。
坦克冲进独立宫的画面成了全世界头版，彼时，许多人以为越南终于迎来了和平，然而，真正的灾难，从那一刻开始。
统一大典后不久，在河内的一个秘密会议上，新的经济计划被悄悄制定出来：南方要“彻底改造”，旧政府的残余人员要集中“再教育”，全国要走向计划经济。
南方成了试验场，几十万人进了劳改营，工厂和商店被接管。
一个曾繁华的城市开始断电、断粮，街边的咖啡馆被迫关门，黑市交易迅速蔓延。
“他说全国都能有冰箱、洗衣机，可我们连饭都吃不上。”这是1978年胡志明市（原西贡）一位退休工人的日记里写下的抱怨。
当年黎笋政府信誓旦旦要实现现代化，短短几年却换来的是年通胀50%、粮食需进口的局面。
1979年春节前，北方农村连着几个县，传来抢米事件。
最严重的是太平省，一家国营粮站开门售米，几百人挤成一团，三人当场被踩死。
军警赶到现场后也控制不住局势，最终用水枪，和催泪弹才疏散人群。
类似的事件全国不断发生，但上头没有人公开道歉，只是在内部通报会上说“人民情绪不稳，需加强引导”。
南方大学生的逃离潮，也开始了。
一艘艘破船在夜里偷偷驶向南，20万人冒着死亡危险漂流出境。
这场“统一改造”的代价远比战场残酷，战场上，至少有目标；而在这些政策下，无数人不知道该活着指望什么。
战争机器，不停转的地狱
1978年底，大批军车穿越越柬边境，任务代号“拯救邻邦”。
部队番号被抹去，士兵发的是干粮包和越南盾，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整整十年。
出兵柬埔寨的决定，从头到尾只有几个政治局成员，知道具体原因。
战争开打后，高峰时有55万越军部署在柬埔寨境内。
士兵平均每周与敌军接战三次，战损之高令人发指——根据后方医院统计，仅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80具尸体，被送回胡志明市第175军医院。
但可怕的是财政空洞，1979年，越南国家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达30%，联合国和美国主导的对越制裁随之而来。
苏联援助因阿富汗战争而捉襟见肘，日本、欧洲相继冻结贷款。
外汇储备在1980年被统计为1.2亿美元，根本连北京一个二线写字楼都买不起。
同年2月，中国边境几声炮响，另一场战争开始。
中越战争后，越南不得不维持40万军队部署边境，仅军费就拖垮财政。
1982年，西贡一间大学取消物理系实验课程，只因经费被划走支援军队换武器。
国内一种冰冷的情绪在，悄然蔓延，城市的青年不愿参军，农村开始传出“躲兵役”的地下网络。
到了1985年，中央下达了“6·22价格改革”，试图一口气“市场化”。
一夜之间，米价暴涨，工资缩水，民众账户里的钱几乎成废纸。
商场门口排起抢购长龙，不是为了奢侈品，只是怕明天更贵，一个月内，全国爆发数十起哄抢和踩踏事件。
政策失败，八位高级干部被集体罢免。
但那年秋天，报纸上仍然刊登着“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标语，没有人再信这些话了。
而那位推动这场改革的人——黎笋，没人敢公然反对，但私底下的怒火正在积蓄。
1986年，当他因病住进军区301医院时，身边连贴身秘书，都劝他暂时避谈政事。
可他还是让人把文件送来，每天批阅，“人民在等我决策。”这是他最后说的完整一句话。
几个月后，讣告发布，政府组织了隆重葬礼，战机列队、全国降半旗。
但河内街头却只有寥寥数人。那场葬礼，如同一场无人问津的舞台剧，开场华丽，落幕寂静。
老人政治，体制的最后挣扎
在那个时期的越南政治中，最醒目的不是政策，而是人，满堂白发，沉默寡言，目光迟钝。
仿佛整个国家，被一群精疲力尽的老兵接管了。
他们身上带着战争的荣誉，却不再拥有解决，和平年代问题的能力。
政府曾试图重建秩序，召开了无数次“整顿大会”，下发无数红头文件。
一场场政治运动展开，打击腐败、清查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但这就像在沙子里打桩，一锤下去，表面震动，底下却全是空的。
体制正在腐烂，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这个词。
一位高官临终前对亲信低声说：“我们已经不再知道前进的方向了，只剩惯性。”
这种惯性，是把国家拖进泥潭的力量。
转身，来自废墟的重生
变革没有敲锣打鼓地开始。它像一场没人宣布的逃亡，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照旧活下去，却又不敢直接承认失败。
一切都从一些“不再追责”的试验开始：农民可以自由决定种什么，个体户可以“自谋生路”，城市允许“临时摊点”，工厂尝试“联营”模式。
一开始没人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以为这只是政策的放松期，是运动到来前的空隙。
可几个月过去，没人查抄，没人开除，甚至有地方政府偷偷鼓励更多人“下海”，鼓励市场流通。
接着，更多的“例外”被变成了“常态”。
粮食不再集中收购，市场开始准许自由定价。
以前必须偷偷摸摸贩运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了“改革先锋”。
原本名存实亡的合作社被彻底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家庭、乡村、甚至跨区的自主经营模式。
当市面上第一次合法出售外国洗发水和啤酒时，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旧的黎笋时代结束了。
曾经破败的工厂重开了机器，乡村的孩子吃上了营养午餐，城市的路边摊，再也不用躲避稽查队。
没人再去统计“计划完成率”，取而代之的是“销售额”，“供需关系”这种，原本属于敌对阵营的词汇。
真正让国家恢复生机的，正是那些曾被当作“异端”的方法。
而历史没有时间，为这种反差辩解，它只会用结果写下判断。
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会在乎政策出自哪本书，经历过混乱的家庭，只想看到明天的希望。
改革没有旗帜，只有饱腹感；没有理想口号，只有从黑市变成商场的现实。
越南最终在体制废墟中找到了生路，而那个曾一度沉重到，近乎绝望的国家，终于学会低头看路，而不是仰望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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