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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8月1日，越南政治学者、东南亚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院（ISEAS）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Nguyen Khac Giang在《外交学人》（the Diplomat）上撰文，深刻剖析了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战略抉择。作者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越南商品威胁征收高达46%的关税，暴露了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超级晶体管”角色的脆弱性，其对美贸易顺差反成政治负担，原本依赖中美之间灵活周旋的经济模式面临瓦解风险。
作者强调，越南对中国原材料和中间品高度依赖，而美国则要求其与中国脱钩，“转运货物”的模糊定义更令关税政策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尽管河内迅速以“竹子外交”的方式回应，包括与特朗普直接沟通、接待中国领导人访越、深化与法国、中亚及东盟国家的多边关系，试图重构缓冲体系，但战略模糊空间正在急剧收缩，越南日益被迫面临选边站队的现实压力。
在内部治理方面，苏林上任后迅速推动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以第68号决议确立私营部门为经济“最重要力量”，压缩官僚机构、优化审批流程、加速基础设施投资，谋求从“代工工厂”迈向“高技术主导”的自主经济体。然而，越南仍面临创新能力薄弱、人口红利消退、金融体系脆弱、党内保守阻力等结构性挑战，改革成效尚未可知。
最后，作者警告，越南的未来将取决于其能否在动荡中实现真正转型：若成功平衡改革与党内稳定，越南可望跃升为中等强国；若改革受阻、内外压力叠加，则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停滞局面。他认为，越南的路径抉择，不仅关乎本国命运，更是地缘政治碎片化时代下所有“连接型经济体”所面临的共性难题：如何在开放与韧性之间、在竞争与自主之间、在传统路径与战略转型之间穿针引线。
图源：The Diplomat
*作者简介：Nguyen Khac Giang，东南亚研究所—尤索夫伊萨研究院（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越南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曾任驻河内的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VEPR）政治研究部主任。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4月2日“解放日”当天，威胁对越南征收46%的关税时，他揭示了这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背后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多年来，越南一直精通在中美之间保持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一个灵活的中间人，帮助这两个超级大国绕开他们自己引发的破坏性贸易战。自2017年以来，越南对美出口几乎增长了三倍，使其转变为一个似乎对地缘政治动荡免疫的制造业强国。
但正如一句越南谚语所警示的：
当水牛和黄牛撞角，遭殃的是蚊子。
随着特朗普加大与中国脱钩的力度，像越南这样的“连接型经济体”陷入了交火之中。到2024年，越南对美贸易顺差激增，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这引发了美国对其是否成为中国商品转运中心的指责。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甚至称越南为“共产中国的殖民地”。
有专家指出，二季度越南经济表现良好，部分因为外国买家于美国政府威胁征收高额关税前增加采购。图源：路透社
尽管最初的关税最终被搁置，但这一威胁已动摇了越南经济。4月，该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暴跌至45.6，创下自疫情以来最严重的收缩。尽管5月和6月略有反弹，但该指数仍未回到关键的50点之上，表明出口订单持续疲软。
如同一贯的应变风格，越南迅速作出反应。在“解放日”宣布后的几天内，越共中央总书记、也是该国新任强势领导人苏林（To Lam）就与特朗普通话，提出让步。随后一连串外交行动紧随其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访问莫斯科和中亚，并向法国和泰国提出贸易合作。
河内最终与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然而该协议中的双重关税制度——对越南制造的商品征收20%的关税，对来自中国的“转运”商品征收40%的关税——实质上不过是“用创可贴遮掩枪伤”。
特朗普7月2日宣布美越框架协议，越南出口至美国的关税税率从46%降至20%，但如果原产地非越南则面临40%的税率。图源：路透社
越南面临的更深层困境是结构性的。随着中美脱钩，利润丰厚的中立立场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个国家已不再能简单接入回报最高的供应链环节。曾推动越南崛起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解体。如今的挑战是生死攸关的：越南能否将其经济模式适应这个地缘政治碎片化的时代，还是终将沦为他人贸易战的附带牺牲品？
从弃儿到强国
越南今天的脆弱性，讽刺地说，正源于它自己的成功。当越南共产党（CPV）于1986年启动“革新”（Doi Moi）改革时，这个一党制国家还只是一个经济废墟。历经战争摧残、国际孤立且极度贫困，它当时位列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农民甚至需要许可证才能出售大米。外国投资几乎被全面禁止。人均GDP徘徊在100美元以下。
接下来的转型，是21世纪初最为戏剧性的经济逆袭之一。通过在维持一党统治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正如越共理论家所称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越南实现了连续三十年年均6.5%的经济增长。贫困率从1990年的6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5%。2024年其人均GDP达到4,700美元，增长幅度高达3,752%。更令人瞩目的是，越南成功嵌入全球制造业核心，从首尔到旧金山的供应链都离不开它。越南的贸易占GDP比重高达165%，为全球最高之一。
三星对越南的押注象征着这一崛起。本世纪10年代，这家韩国巨头在越南北部投资了200亿美元，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工厂。到2024年，全球一半的三星手机都产自越南。英特尔、富士康和耐克紧随其后，受吸引的原因是纪律严明的劳动力、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对外国投资者极为友好的政府。
然后，特朗普首次发动贸易战，越南意外中了头彩。
2018年以后，随着美国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制造商们纷纷寻找替代方案。越南成为完美的绕行路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基础设施尚可，地理上接近东亚生产网络，更关键的是，与北京和华盛顿都保持良好关系。效果立竿见影。受关税影响的产品对美出口激增了40%。外国直接投资（FDI）迅猛上升，无论是家具制造商还是芯片封装厂商都纷纷迁至中国南边。
这种转变无论在速度还是规模上都令人震惊。仅2024年，越南的FDI实际到位金额就达到创纪录的250亿美元。而投资的“质量”也在提高。越南不再只是T恤和运动鞋的天堂，它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巨头。除三星外，英特尔、富士康、安靠（Amkor）、高通和英伟达等领先科技公司也纷纷在越南设立了重要业务。
富士康在越南租赁了新工厂。图源：路透社
到2024年，越南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超级晶体管”之一——一个不可或缺的零件，使得整个电路即便在中美两个最大组成部分脱钩的情况下仍能运转。美国企业可以声称自己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企业也能继续进入美国市场。越南工人则获得了工作机会。
人人受益——直到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
成功的代价
越南作为贸易枢纽的迅猛崛起也伴随着隐性负债——如今正被特朗普政府重新发起的关税攻势所揭示。对越南出口商品征收46%关税的提议，威胁着这个三分之一对外出口都面向美国、且这些出口占其GDP约30%的经济体。尽管该关税目前在90天谈判期内被暂缓执行，但这场威胁已暴露出越南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华盛顿提出的苛刻要求，尤其是要求越南制造商与中国供应链脱钩，远非易事。
数据已经说明一切。仅在2024年，越南就进口了价值1,4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几乎等同于其对美出口的1,360亿美元。越南制造业所需的零部件中约有一半来自其北方邻国。尽管这些数字反映了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但也助长了华盛顿对越南充当“转运通道”的怀疑。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甚至声称，越南出口商品中有75%“实际上是披着越南外衣的中国货”。
正如特朗普在2019年曾指责越南是“贸易体系中最恶劣的滥用者”时那样，河内再度以其典型的高度交易性风格作出回应。它向美方提出给予美国商品免关税待遇、迅速批准一座以特朗普命名的高尔夫度假村，并加强打击非法转运行为。这些姿态足以促成在最初7月9日的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该协议仍极不稳固，其核心在于一个尚未明确定义的术语——“转运货物”。
根据其解释方式，相关商品可能会被征收最高达40%的关税。如果越南谈判代表能成功缩小该定义的范围，就能争取到时间；若不能，混乱将接踵而至。
更令人担忧的是，核心问题是结构性的，河内在短期内无力解决。要求越南拆解其与中国的供应链一体化，几乎等同于要求它切断自身的经济动脉。中国不仅提供零部件，还构成了越南工业经济的骨架。当新冠疫情期间北京短暂关闭边境口岸时，越南的农业与装配线几乎一夜之间陷入瘫痪。中国依然是驱动越南经济引擎的关键力量。
而北京也毫不避讳地提醒河内这一点。中国警告称，将对任何损害其国家利益的协议进行报复——而它确实拥有履行这一威胁的手段。中国掌控着关键零部件、边境物流以及地缘政治杠杆。2024年10月，中国在争议海域与越南渔民发生冲突的事件——恰好发生在苏林访问纽约几天后——与其说是海上冲突，不如说是一次经过精心计算的胁迫性展示。自特朗普“解放日”关税威胁以来，中国船只便频繁出现在南海附近，气氛紧张。在越南的情境中，贸易与地缘政治密不可分。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河内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升级，被迫在两者之间选边站队。对越南而言，如今的挑战已不再是“保持相关性”，而是“维持中立性”。其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中“超级晶体管”的核心角色，如今正成为压力源。避免系统崩溃不仅需要灵活的外交手段，更需要国内体系的结构性韧性。
战略拖延的艺术
苏林深知当前博弈的本质。他在4月4日致电特朗普，成为第一批回应“解放日”公告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此举迅速赢得了特朗普在其最偏爱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亦为其个人所有）上的公开称赞。几天后，河内为中国国家领导人铺设红地毯，接待其两年内的第二次到访，并重申两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承诺。
4月14日下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左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图源：路透社
在随后的几周中，越南迅速扩展其外交布局：派遣特使前往莫斯科和中亚、接待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升级与泰国的双边关系。
这一连串外交行动体现了越南“竹子外交”更具锋芒的一面。过去，这一战略以其灵活性著称——“能弯不折”；如今，河内则试图编织出一张更为密集的重叠同盟与伙伴网络，能够从任何单一强权处承受压力而不至断裂。
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深化与志同道合的经济与安全伙伴的合作：欧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通过双边自贸协定或东盟框架与越南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区域层面，河内持续拉拢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与它一样在大国竞争中倾向于“对冲”。
多边主义构成其战略的第二支柱。越南积极参与东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机制，以扩大自身的声音；与此同时，对金砖国家集团（BRICS）的参与也表现出谨慎——选择成为“伙伴”而非“正式成员”，表明其希望在不作出过度承诺的前提下实现对外关系多元化。
然而，这一策略也存在现实约束。东盟内部依然分裂：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在很大程度上倾向北京，其他成员国则对以增长为代价与中国对抗感到犹豫。而特朗普对多边主义的反感也带来了额外的摩擦。他最近威胁要对“与金砖国家有关联的国家”征收关税，表明即便是象征性的对外姿态也可能招致经济反击。
国内转型：从代工厂到经济强国
外部冲击暴露了越南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也促使这个国家展开一场深刻的内部反思。2024年7月，在阮富仲去世后，苏林接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他的上台带来了立场鲜明的意识形态转变。作为共产党正统路线的坚定守护者，阮富仲一贯将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置于经济改革之上。他主导的反腐运动“熔炉”在其13年任期内持续推进，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既阻碍了政府运作，也削弱了企业信心。
讽刺的是，苏林正是这场“熔炉”的主要执行者，而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肃清式治理的局限性。在掌权后，他明确表示经济务实将优先于意识形态僵化。上任数日，他就强调反腐不能妨碍经济发展。他敏锐地指出，越南长期依赖低附加值制造业，使其在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中等收入陷阱”时极为脆弱。
短短几个月内，苏林启动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官僚体制改革，意在精简越南臃肿的国家机器。他的改革措施可谓大胆：推动政府服务数字化、将企业检查限制为每年一次、大幅加快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到2025年年中，越南已将省级政府机构削减了一半，裁撤了超过20万个公务员岗位，并合并了多个部委。
但这些改革不仅仅是行政层面的“微调”。它们支撑着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将私人企业从国有经济的“配角”变为经济增长的“主角”。2025年5月，越共出台“第68号决议”，正式确立这一转变：长期以来被视为国企附庸的民营经济，将成为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该计划目标雄心勃勃：到2030年，将私营企业数量翻倍至200万家，培育20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家冠军企业”，并将行政审批流程削减30%。
根据越南财政部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越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为7.52%，创下2011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图源：美联社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一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包括670亿美元的南北高铁项目、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广泛投资，这些不仅是短期增长引擎，更被视为构建一个更强大、更具自主能力的国内经济体的支柱。苏林的愿景堪称转型性的：打造一个具有韧性、以高科技为导向的越南，由本土“冠军企业”领衔，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他希望到2045年——现代越南建国100周年之际——将国家带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仍将取决于越南能否顺利跨越接下来的重重障碍。
前方的障碍
尽管苏林雄心勃勃，但他面前的阻力依然巨大。对外而言，战略模糊的空间正日益缩小。华盛顿和北京日益要求明确的阵营归属，这正威胁着越南精心维系的平衡策略。全球贸易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供应链正在围绕地缘政治而非经济效率重新构建。与此同时，南海问题仍是一个火药桶，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将越南拖离中立轨道，陷入危险深渊。
科技领域或许是越南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在美国对先进半导体的限制与中国对关键零部件控制之间，越南正被夹在两大科技霸主的博弈中，面临“附带伤害”的危险。美国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要求限制向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进行技术转让；而中国也可能动用其供应链控制力，对越南过度亲美的姿态进行报复。
在国内，苏林同样面临来自党内的反对声浪。保守派视“第68号决议”中对私营企业的扶持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长期以来享有特权资源的国有企业高管不愿轻易交出阵地。地方官员则担心中央集权削弱了他们与地方商业网络之间的既得利益关系。
接下来是经济上的内在矛盾。扶持大型企业可能会挤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才是就业和创新的主要来源。鼓励内需增长可能会稀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原有优势。以债务驱动的大规模基建计划虽令政策制定者满意，却可能令投资者担心宏观经济稳定性。
结构性弱点使情况更加复杂。尽管“第68号决议”提出培育具全球竞争力的本土冠军企业，但现实中，越南的头部企业依然高度集中在金融与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生产率低的行业。金融脆弱性亦不容忽视。作为越南私营经济旗帜的“Vingroup”集团，其债务与股本比高达4.23，是韩国财阀所设基准的四倍，而韩国财阀正是河内所希望效仿的对象。
银行与大型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叉持股关系进一步放大了系统性风险。据报道，越南最大房地产集团之一“Van Thinh Phat”的倒闭对经济造成了高达270亿美元的冲击——这是当不透明与高杠杆交织时会带来的严重教训。
最令人警惕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越南早已不是亚洲最便宜的生产车间，却尚未具备日本或韩国那样的技术实力。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前50家私营企业中，仅有2%活跃于高科技行业。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越南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十年内开始萎缩——远早于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点。
“工资–生产率剪刀差”便集中体现了这一挑战。自2010年以来，工资翻了一倍，但生产率的提升却远远跟不上节奏。如果越南不能在教育、技术吸收和制度改革方面迅速取得突破，它就可能成为那些曾迅速崛起却在最后一跃前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一员。
据报道，2024年，劳动者月均收入达770万越南盾。其中，男性劳动者月均收入为870万越南盾，女性劳动者月均收入为650万越南盾。图源：纽约时报
穿针引线
越南的未来可能走向三种路径之一。最为乐观的情形是：苏林成功在改革与党内团结之间找到平衡。经济多元化有力缓冲了地缘政治脱钩的冲击。私营部门的“国家冠军企业”不仅成长为市场主导者，而且转型为真正的创新者，而非靠关系获利的利益集团。生产率逐步追赶工资水平。越南最终实现从“中等经济体”向“中等强国”的跃升，构建出一个具有韧性且均衡的经济体系。
更为可能的结局则是“艰难前行”。经济增长依旧，改革缓慢推进，战略模糊策略勉强维持——但结构性脆弱依然存在。越南依旧高度依赖外部的供应链与市场需求，暴露在全球贸易政治的变幻无常之下。政治阻力减弱了改革的动能。基础设施投资则可能被利益集团攫取。经济仍在运转，但始终无法腾飞。
最悲观的剧本则是改革彻底脱轨。外部压力与内部阻力使改革停滞不前。贸易紧张迫使越南做出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体制惰性重新抬头，效率低下与腐败死灰复燃。越南陷入停滞，成为又一个在早期追赶阶段高速奔跑，却在深层转型关口停滞不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问题已经非常明确，尽管令人望而生畏：苏林是否能在不撕裂党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越南的多元化能否赶在全球贸易断裂前完成？所谓的“国家冠军企业”能否真正成为技术创新者，而非裙带资本的堡垒？
越南的困境，正是所有“连接型经济体”在地缘政治碎片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在保持开放的同时构筑韧性？如何在大国竞争中周旋而不选边？如何在不背叛过去成功路径的前提下完成自我转型？未来十年，将决定越南是否能以务实与雄心抵御这个日益极化世界的重力拉扯，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编译｜张乐词 IPP特约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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